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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此时欧美各国仍深陷经济大萧条，财政与军力大幅收缩，欧洲法西斯势力又在加速崛起，各国战略重心锁定在欧洲，无力在远东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。

    上海仅驻有列强少量海军陆战队与万国商团，仅能勉强自保租界，外交调停是成本最低的干预手段，可将冲突严格限定在局部。

    列强的调停并非出于公正立场。英国在东北问题上对日本采取绥靖态度，在上海问题上却积极介入，核心原因是上海直接关系到长江流域的贸易利益，而东北对英国而言无关痛痒。

    美国虽然提出“不承认主义”，但孤立主义情绪高涨，国务院对远东的干预力度始终有限。

    法国和意大利则是跟着英美的节奏走，自身在上海租界有商业利益，但军事上完全无力单独干预。

    十九路军正在闸北与日军激战，每一寸阵地都在拿命换，而南京的外交官们已经在谈判桌上跟日本人商量停战条件了。

    列强们只是想停战，减少损失，他们并不是替中国出头，反而会不断压力中国政府，达到停战的目的。

    顾长柏把电报搁在桌上，对身旁的刘尧宸说了一句，“弱国无外交。

    战场上拿不到的，谈判桌上更拿不到。”

    说完，他重新拿起铅笔，继续标注辽阳前线的兵力部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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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东京陆军大学校长办公室内，炉火噼啪作响。

    荒木贞夫陆军大将盘腿坐在上座，围坐在他身旁的，是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最核心的一批中层实权军官，永田铁山、冈村宁次、东条英机、桥本欣五郎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压抑不住的怒意。

    “文官们要投降了。”桥本欣五郎的声音最先响起，尖锐而激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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